2018年7月26日，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南部的鲁菲吉地区库斯尼村，妇女带着孩子在自家门前休息。村子有1500多人，曾常年受疟疾困扰，中英坦三国疟疾防控试点项目为村民配发了蚊帐和口服抗疟疾药，疫情较3年前明显下降。

35岁的基古米在村头经营一个水果杂货摊，他曾于2016年服用抗疟疾药。这种治疗恶性疟疾的口服药疗程较短，但在疟疾传播媒介(按蚊)难以控制的情况下需要长期服用。

28岁的姆瓦拉米在家门前刷碗，她1月服用了抗疟疾药。

49岁的姆贡贝(中)和孩子在一起。她是7个孩子的母亲，全家于3月服用抗疟疾药。

15岁的小学生马吉布在一处有两名医护人员值班的医疗点外，这里一名医生一天可以接诊20~30人。前一天马吉布出现发热的症状，次日赶来看病。受到感染恶性疟原虫的蚊虫叮咬后，最初症状可能较轻，因此难以发觉。

48岁的阿卜杜拉于3月服用抗疟疾药。

11岁的艾迪在村里的健康中心办公室门外等待，她的妈妈带着妹妹正在屋里诊治。

2016年8月，坦桑尼亚的鲁菲吉地区，世界卫生组织疟疾规划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际合作司、国家卫生计生委项目资金监管服务中心、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的官员进行中英坦项目现场中期评估。(资料图片)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供图

2016年5月，坦桑尼亚的鲁菲吉地区，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助理研究员周正斌对当地学生开展健康教育。(资料图片)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供图

从坦桑尼亚第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往南，穿过繁华市区和城镇，约5个小时的车程后，就到达一个名为鲁菲吉的地区。这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王多全和同事们3年来多次往返的路线。

两个月前，由他们负责实施的为期3年的中国、英国、坦桑尼亚三国疟疾防控试点项目告一段落。经过多方共同努力，该地区的疟疾感染率相比3年前已经下降了80%。

库斯尼村是鲁菲吉的试点村之一。村子有1500多名居民，房屋多是黄土做墙，秸秆搭顶，大多数房子里统一挂着的政府发放的蓝色蚊帐引人注目。白天，妇女在家门前忙着家务、看护孩子，到了蚊虫肆虐的傍晚，全家人再躲进蚊帐中。

疟疾是经按蚊叮咬或输入带疟原虫者的血液而感染疟原虫所引起的虫媒传染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7年的数据，非洲地区约占全世界疟疾病例和死亡总数的90%。仅在坦桑尼亚，每年大约有6万至8万人患疟疾死亡，其中大多数是5岁以下的儿童。恶性疟原虫是非洲大陆最常见的疟原虫，感染后24小时内如不予以治疗可能发展成严重疾病，且往往致命。

新中国成立时，每年疟疾发病人数是3000多万，到了2015年本地感染只有40例，2017年基本无本地病例报告。鉴于中国在治疗疟疾方面的丰富经验，中英坦三国疟疾防控试点项目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负责实施，期限为2015年5月至2018年6月。

项目开始后，中方的工作人员先是在试点地区鲁菲吉的36个自然村开展了媒介(按蚊)分布和生态习性调查，之后在坦桑尼亚国家卫生与社会福利部等机构的协作下，分发了5万顶长效蚊帐。中国国内的一家药企也以成本价向试点地区供药。项目开展一年半后，中期评估结果显示，试点地区卫生机构疫情和社区疫情已呈显著下降趋势。

工作组曾经问当地医生，“在疟疾防控中你认为什么最重要。”有人回答：教育。王多全介绍，在3年的项目实施期间，中方总共有32人的工作组分六批次前往试点干预地区，每次常驻3个月。除了日常采样和监测，中国专家还对当地的卫生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和督导。

当地卫生工作人员数量不足，大量病例检测、追踪数据都被记录在纸张上，许多地区供电无法保证，信息网络化难以推进。考虑到当地情况，在试点推行的过程中，中国在疟疾消除工作中摸索出的 “1、3、7”工作模式(1天内通过网络报告、3天内病例核实和确诊、7天内开展针对性处置措施)被改成了每周由当地社区的卫生员同中方专家在社区里开展快速筛查工作，一旦发现病人就及时进行治疗。

试点项目取得了成绩，但隐忧仍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目前国际社会控制和消除疟疾的资金投入，远低于预计每年投入65亿美元的水平。项目需要寻找新的赞助方，中国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担心项目的连续性无法保持，疟疾或将卷土重来，青蒿素可能发展出的抗药性也令他们担忧。

奇拉是坦桑尼亚依法卡拉研究所的程序员，3年来他负责将试点地区收集到的病例追踪表格进行电子化。遇到中方记者时，他会追问项目下一阶段的启动时间。在与中方工作人员相处的几年中，该所的另一名工作人员麦基拉鲁学会了用中文熟练地说，“你叫什么名字?”他们都还没有去过那个为鲁菲吉带来青蒿素的国家。